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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清华大学于1925年建立研讨院，只设国学一科，故一般称之为国学研讨院，与大学部、留美准备部组成其时校园三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部分。国学研讨院到1929年完毕，在时间短的4 年中，开创出一股研讨国学的新风，成为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一页。

　　早在五四新文明运动期间，胡适就发起“用西方科学办法”研讨“本国固有文明”，北京大学于1921年创建了研讨所国学门。自清华建校之后，屡被责备忽视我国文明和国情常识的研讨。所以，1925年2月，清华开端筹建国学研讨院，曹云祥校长请吴宓出任研讨院准备主任。

　　吴宓在《清华开办研讨院旨趣及通过》一文中指出：“本校建立研讨院之初意，详见曹校长所著《西方文明与我国出路之联系》小册中曹校长之意，约分三层：（一）值兹新旧递嬗之际，国人关于西方文明，宜有精深之研讨，然后能够采择恰当，消融无碍；（二）我国固有文明之各方面（如政治、经济、哲理学），须有通彻之了解，然后于今天国计民生，种种重要问题，方可方便的解决，措置皆宜；（三）为达上言之二意图，必须有深邃学术机关，为大学结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，且不用远赴欧美，多耗资财，所学且与国情隔膜。此即本校建立研讨院之初意。”

　　总归，清华大学兴办国学研讨院的主导思维，便是要汲取中西方文明之精华，交融分析以立异，其首要主旨是“以研讨深邃学术，造就专门人才”，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优异文明。

　　国学研讨院首要的接收目标，除“国内外大学结业者或具有相当之程度者”外；还有“各校教员或学术机关服务人员，其有学问及经历者；各地自修之士，经史小学等具有根柢者”。

　　国学研讨院的学生分组不以学科，而以教授个人研讨方向为主，在教育上重视学生个人自修。而学生在此短期内，于国学基础及治学办法均能确有收成。为造就研讨深邃学术的专门人才，国学研讨院特别延聘鸿博精深、学有专长的学者前来任教。

　　国学研讨院师生们勤于研讨，著作甚丰，效果多发表于自己所办的刊物上。国学研讨院的出书刊物首要有三种：（一）教授主编之丛书，比方王国维的《蒙古史料四种校注》、陈寅恪的《大宝积经论》等；（二）《国学论丛》，到1929年3月共出书2卷6期；（三）学生主编的《实学月刊》，该刊物前后共印行6期。

　　1929年6月，清学研讨院正式完毕。1929年，时任清华校长的罗家伦在清华结业典礼上致辞时说：“这次结业共有三班而国学研讨院的同学，这也是最终的一班。”这就等于正式揭露宣告清学研讨院的完毕。